观察涉外法律服务的过去和现状，有助于我们执业律师不断提高法律服务的意识、能力和水平。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参与涉外法律服务，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理解涉外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法律服务行业的前世今生。

要准确的理解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必须要关注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78年，另一个就是2001年（如果一定要是三个，那就加上93年）。如果说78年是中国律师的起跑线，那么2001年就是中国律师和中国涉外律师的起飞点。值得强调的是，涉外业务才是中国最早那一批律师起家的地方。特别是93年以后，对于最早市场化的那一批律师来说，外商投资领域才能养活自己。

涉外律师发展简史

1981年，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在政府主导下，陈泽政筹备开展涉外业务。

1983年，深圳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从事涉外法律业务。

1984年，北京环球律师事务所（前身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顾问处）成立，对外独立开展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服务。

1992年，周志峰和上海三所律师创立方达所，参与了第一个有律师参与的IPO项目。

1993年，王俊峰等创办的金杜所参与众多重大WTO贸易纠纷案件。

1994年，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美国西雅图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

2001年，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设立纽约所。

2007年，路伟所（现在的霍金路伟）与索通所（现在的中联所）等发起设立了中世联盟，是第一个跨国律所联盟，该联盟于2021年停止运行。

2010年，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开始国内规模化的同时也开始海外分所建设。

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和人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频繁往来，涉外业务多元化发展，衍生了跨国投资兼并重组谈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商事贸易合同纠纷、跨国刑事犯罪等各类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

2014年，在深圳成立第一家香港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设立。

2015年，贝克麦肯思成为首家获准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联营办公室的外国律师事务所。

2016年5月12日，欧盟委员会不支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5月20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全面推动建立一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律师人才队伍，建设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服务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中伦文德与香港胡百全律师事务所等11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机构自发组织成立全球法律联盟（GLA），是第一家由中国律师主导的国际律师组织（该联盟于2021年停止运行）。

2017年，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代表中国政府完成一系列国际贸易和有关WTO重要案件，如参与诉美国反倾销方法世贸争端案（DS471 ) 中的执行仲裁程序。

2018年，司法部积极开展涉外律师人才库建设，编印《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册》，涵盖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海商海事、金融与资本市场、跨国犯罪追逃追赃、跨境投资、民商事诉讼与仲裁、能源与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9个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供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选聘涉外律师时参考。

2019年，司法部称之为“涉外法律服务年”，并在广州举办“世界律师大会”。

2020年年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34家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300家代表机构。与此同时，《中欧投资协定》（CAI）完成。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也将正式生效。加入RECP是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成熟的一个标志。

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元，2020年达到32.2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3%。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排名第一的经济体。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案件22起，应诉47起，参与第三方案件190起。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292起，占全球4.6%；对外发起反补贴调查17起，占2.69%；对外发起保障措施调查2起，占0.5%。中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在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50多家境外分支机构。涉外律师占律师群体总数的比例从1%提升至2.2%。与巨大的贸易体量和涉外法律市场需求相比，涉外律师人才数量呈现还是呈现出极大的缺口，与国际贸易市场需求严重不相匹配。

涉外律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是文化价值差异的挑战。国际贸易和WTO领域的法律服务市场约有2/3的工作量都是用英文来完成。据统计，在境外接受过教育并获得学位的律师8588人，占总人数比例1.65%。在涉外律师群体中，大部分的律师没有接受过国外法学教育，难免产生法律情景和法律环境与文化的矛盾。

涉外法律服务需要精通熟悉外语的同时还要准确理解某个领域的法系，国际法律或国际贸易规则，熟悉世贸规则和相关法律。既懂经济，也懂外语的人不多；既懂理论知识又能够转化为为客户提供精细专业的服务的律师不多；对国内情况熟悉又能够熟悉国外法域文化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最为重要的写作能力没有，对涉外典型案例的持续研究不足。在普遍的律师创收要求下，律师被迫“全能型”发展，在各个专业线上出击，要么案件量大不能深入研究案件；要么因为生存考核创收的压力，不得不承办不擅长的业务类型。

如何提升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如何实现站在对方的文化和语境中进行同频沟通。我们认为的专业和客户认为我们专业完全是两码事，这就需要涉外律师思考把专业化法律语言转换成客户听得懂的通俗语言；把长篇大论的文字叙述转换为视听形式或者图文形式。国内客户在有诉讼或者非诉法律需求的时候，会先考虑通过国内律师委托国外律师进行处理，其次考虑直接聘请国外律师进行处理，再次考虑聘请北京、上海、广州的律师进行处理。这样的路径依赖，导致强者恒强，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其他地方的涉外律师基本没有机会。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工作生活群体扩大，加之互联网浪潮的兴起，通过互联网拓展客户也是很好的途径。涉外客户很少看微信，中文网页对他们来说几乎很难看懂，需要涉外律师到外网投放相关链接，制作英文网页也是一大挑战。

从1979年12月19日起算，中国律师群体走过了40年的风雨；从1993年12月26日起算，法律服务市场经历了28年的培育；从2001年12月11日起算，中国律师得到了20年的发展。从涉外业务起家，到国内业务发展；从诉讼、仲裁、非诉法律服务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争议解决；从熟练运用法律法规提供全面法律服务；从为境外投资提供服务到为境内企业的境外贸易、投资项目进行法律论证，中国律师一路走来也是筚路褴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