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书（散文）、诗经（诗歌汇编）、战国策（故事会）、三国演义（小说），就像金庸的小说一样，文学演绎的作品万不可当成史实来看。

2，春秋（以及根据古文版本的注释是《春秋左传》，根据今文版本的注释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不过也有《左氏》不注《春秋》的观点），是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编年史，记载了鲁国的国内事件、外交会盟、封建战争、鲁国与邻国其他方面的联系，偶尔也记载日食、洪水、地震和自然奇观。另有同时期的国语（—公元前473年，有关国事的对话或议论）传世。对于这些古籍，既有版本的问题，解读的争议，也有作者的疑问。结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其中就有70年的历史空白。

 3，司马迁的《史记》对这70年也是语焉不详。在儒家等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过程中，历史叙事既要记事，也要记言。当然，最为主要就是就是为帝王记功。在诸如孔丘“述而不作”来看，“文以载道”也是非常重要。

 4，中国的历史叙事皆为政治服务，尤以资治通鉴为盛。当下的历史表述则由政治党派垄断了表达权和解释权。 

5，公元前841年是周厉王共和元年，是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国人暴动”后周厉王逃跑，司马迁的考证是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执政。《竹书纪年》则是由“共伯和”（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共国”君主叫姬和，所以被称之为共伯和）来摄政，也有的是说是“立为王”，有点类似于王莽那种新朝。 

6，历史的正统和道统总是被打破，中原的华夏和蛮夷戎狄的文化之争。

 7，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来中国实地考察后，在《中国问题》中写道：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缺点是贪心、懦弱和缺乏同情心。这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看到的美国人截然不同。除了斯拉夫人，或许就属我们特别愿意甘当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