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难圈定一个范围。因为封闭就意味着落后、停滞和死亡。比如，我们圈定农业社会，就会忘记游牧民族的影响；圈定了陆地文明，就会忘记海洋力量的影响。即便是能够圈定一个相对稳定、固定的地域和人口来书写历史，也不要忘记外部压力对文明的影响力。任何文明的形成一定会面临冲突，而文明的冲突也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力量。因为美洲地势随经线走向，从种子的交换到信息的交换都无法完成。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都没有能够延续辉煌。
       清末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来自海洋。三千来的记忆里，我们面临的压力一直来自草原。不过，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草原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从人类历史来看，从每一个灵长类自找自食，到女的采集，男的狩猎，大自然一直是我们的粮仓。后来，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的认识水平都提高了，出去找，就不如自己养了。自己养植物，这就是农耕；自己养动物，这就是畜牧。不过，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这时候没有游牧。只有当定居到了一定的水平，动物也驯化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因为气候等等一系列变化，或者一部分人觉得，把草弄回家给动物吃，还不如赶着动物去吃草，然后才发明了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方式这才分化了出来。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有一条欧亚草原带。从法国的多瑙河下游开始，到黑海北岸，向东，穿过中亚，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在中国的这部分，也就是阿尔泰山、天山到大兴安岭之间，几乎是一马平川。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这个时候，游牧生活就正式诞生了。
      从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来说，游牧文化更有优势。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草原深处的那些早期文化的墓葬，打开之后发现文明水平一点也不低，甚至比中原文明更高。原因也很简单，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亚文明当时是领先的。铁的冶炼和使用、小麦种植、马车等等，都是通过游牧民族从西亚传入中国。
      农业文明有了文字以后，记载的总是：游牧民族如何野蛮和凶残，农耕文明如何文明和善良，一方沉默，一方说话，几千年下来，我们只能是这么个印象。《二十四史》记载下来的历史，只是整个农业史的一半，另一半是草原史。
      我们知道：内部凝聚，从来是要靠外部压力。就像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公元1937年中日战争这个残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年的中国概念，也是因为一场惨祸。那就是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然后周平王东迁洛阳。
       农业文明之所以得以发展，源于草原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复兴，得益于海洋文明。在我们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信息文明又在改造我们，让我们重新理解整个世界。

       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都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看过书上的维京海盗、电影里的加勒比海盗，没有人知道在南中国海有一个著名的海盗叫郑一。郑一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了一个海盗联盟——红旗帮。全盛时期，红旗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之众。据英国学者康士坦的《海盗史》记载，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第一。红旗帮专劫官船、粮船及洋船，活跃于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在我们不知道的过去面前，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
       维京海盗和蒙古骑兵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面旗帜，也代表文明本身。不管是海上的游民，还是陆地的游民，他们既掠夺定居者的财物，也让人类的文明得到交换。在一个长时间的维度里，破坏与重建很难说谁是谁非。希腊文明在雅典等城邦里面发育、成长。其灿烂文明的传播却是在希腊被马其顿征服以后。马其顿的传奇领袖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对于希腊文化的爱慕是如此强烈：他不但梦想征服世界，还梦想着把世界希腊化，他心中的英雄是荷马式的战士阿基里。亚历山大也残忍和无情，却对宗教和天才般的敌手还是心存敬意。亚历山大在镇压底比斯叛乱时就把底比斯人卖为奴隶，近乎毁灭了整个城市，只有诗人品得的故居和神庙逃过了这场浩劫。
        一个动态的文明，一个强大的文明，不仅仅有物质的富足，还要有精神的弹性。亚历山大征服了大部分文明世界，希腊文明也因此得到了最好的传播。军事帝国（马其顿帝国及马其顿方阵）往往昙花一现，文化帝国（希腊文明）孕育了现代文明。东亚文明的封闭性特点并不为今人所重视。不管他是否连续，一直延续至今，也必将被取代，成为主流文明的点缀，成为历史。当生命带着行为闯入时间的范畴，于是就有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