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务行业里，律师算是“最游牧”的民族。

游牧民族的骨子里都是“逐水草而居”。律师也更像是草原里的独狼。我们从历史的剪影中去看看律师的该有的生存方式。

我们的历史记载很有趣，在中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以后，就会面临一股草原力量的侵扰。匈奴、鲜卑、突厥，包括最近的女真。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原分裂的时候，草原的力量为什么就消失了呢，又或者没有得到文字的记载呢？

其实，在中原没有统一的时候，草原的力量也存在。因为草原自然生态条件的限制，草原只能是一个个小部落。草原的部落与中原的农耕小国进行良好的贸易，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了公平而又平衡的贸易。没有统一的中原诸国都需要草原的马，草原的马比中原的马好得多。草原的部落与中原的诸国就马的贸易展开贸易，各得其所。

统一的中原帝国就在不在需要那么多马，也不愿意与草原进行平等的贸易。草原失去了贸易就没有办法采购必要的生活物资。特别是在草原出现牧草问题的时候，草原的部落就需要抱团，需要一个盟主，需要来南下打劫。草原于是也出现了庞大的游牧帝国。

南下打劫就需要一个能打的盟主。大可汗带领大家获得战利品，小可汗有持续的获得感。所有，草原的可汗死了以后一定是“兄终弟及”，老大必须是一个能打的成年人。可汗那一代几兄弟都死了以后，历任可汗的孩子都有“竞争”可汗的资格，牧草的问题又得到某种缓解，结盟就会不欢而散。草原的胡虏无百年之运，就是这个原因。

总结一下：1，中原统一断了草原通过贸易获取生活物资的渠道；2，草原的部落需要一个盟主带领大家南下打劫；3，部落需要持续的获得感，可汗的继任原则一定是兄终弟及，于是“胡虏无百年之运”。

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与“最大”的律所合作，强强联合。

政府和国企对法律服务的采购才能提供最稳定和最丰厚的报酬。不管是政府采购还是企业的竞争性谈判都希望把自己的期待交给“最大”的律所去完成。为此，律师需要一个盟主，需要集结成一艘航母才有胆量和资格“南下打劫”，参与最高级别的较量和最大利益的分享。

北京的律师集结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企业资源。全国性的大企业，或者说中字头国企的总部大多在北京。北京的律师在链接了这些资源以后，顺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业务的延伸，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分所需要”。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在执业律师数量不多的情况下需要兼并其他的律所来完成这种“分所需要”，来把这些资源变现。“分所”以改头换面为代价，分享北京律所的资源。不过，作为交换，北京的盟主需要持续的为其提供“平台”、“资源”和“链接”。“分所”没有了获得感就会失去向心力，忠诚度就会大打折扣。即便如此，盟主也无法保证所有的分享能够保鲜，分所吃定了经手的资源以后也不再愿意接受盟主的耳提面命。自由，在“草原”奔跑的自由才是律师最大的需要。

2018年12月5日，中银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分所、深圳分所、济南分所、贵阳分所、银川分所公开发文将转所引发的纠纷公开化。分所与总部怒怼，究竟为何？中银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1月，323名合伙人、1373名执业律师，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等25个大陆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以执业律师的人数论，全国排名前十。这些大所有如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结伙的目的就是为了“南下”。每当盟主不能给分所带来溢价，盟主的平台失去价值，部落就没有遥尊总所的必要。抱团投标、坐地分红则好，规模与品牌也就只剩下自欺欺人。“分所”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有利可图则遥尊盟主，无利可图则好合好散的底层逻辑。

如果说“胡虏无百年之运”符合草原政治的底层逻辑，中银所的这种叠拼式发展就没有十年之运。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十年里为一家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链接”。当然，一个盟主的光环、人格魅力等等也会被看穿，情感终究抗不过生存策略的洗刷。

写在后面的话：按照互联网的说法，如果也有法律服务的“下半场”。那么，我们法律服务的上半场就只是做了实业的配套，特别是政治的配套。法律服务的从业人员并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的立场。如何深刻的理解市场，理解企业，理解法律服务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迎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下半场”。这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立场，也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