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在我看来，一个人具有改变原有习惯，具有改变现有观念的能力；一个人具有控制情绪，具有调动欲望的智慧；一个人具有直面困难，具有直面恐惧的勇气，他就具有适应社会，甚至于具有改造社会的能力。 

出轨，原来也称之为偷人。一雅一俗都堪称传神。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云云。

我们讨论出轨的重要性，既不是为了更好的出轨，分享出轨的经验、总结出轨的技巧，也不是研究限制出轨的办法、惩治出轨的行为，而是通过观察、理解出轨的逻辑，理解人性，认识自己。

人类社会是一个协作组织，以高效的协作能力扬名立万。道德就是为维系这个协作系统的正常运转的规则。显而易见，出轨也好，偷人也罢，损害了社会的协作能力，都不符合道德。偷人之行为，出轨之现象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单元，夫妻或者家庭的稳定性。

出轨的快乐

显然，有的人在婚姻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全部，又或者在配偶那里遭遇了冷落，甚至于只是遭遇了意外和不幸。即便如此，不愿意选择离婚，又或者来不及离婚就有了难以启齿的苟且。于是，有的人试图重新定义婚姻，重新选择配偶，又或者在维系现状的同时建立了与众不同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

既然有人乐此不彼，铤而走险，出轨一定给人带来了快乐，让人愉悦。不过，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偷的快乐，也要深刻的理解被偷的愤怒。所以，偷的核心不是快乐，而是“不被发现”。

其实，没有偷的经验，很难真正理解偷的快乐。不过，世人早已总结了被偷的不快乐，以及偷的代价。有的人成为偷窃者的牺牲品，比如武大郎；也有的人成为被偷的刀下魂，比如某某某。

有趣的电影

奥里奥尔·保罗执导的《看不见的客人》，剧情从偷情开始，逆行赶路，不慎发生车祸。然后是遮掩偷情，而掩藏尸体，而后是各种神逆转。我作为律师，在这里看见了关于律师题材的最好剧本。另一部是奥里奥尔·保罗执导的《海市蜃楼》，从偷情开始，从发现偷情结束。开始的偷情被发现，然后是被偷者被杀的情景被发现。结束的时候发现了偷情，不仅仅是细小证据，还有捉奸拿双的情节。

偷的快乐来自于偷的刺激。隐藏偷的行为太重要了，以至于总是会出现意外。比如，出差的配偶提前回家；信用卡账单有酒店的消费；某宝的消费清单里的异性用品。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偷的代价是被认定为渣男，从此被人类社会的协作系统抛离。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免疫，比如极致富豪，又比如顶级的研究人员或者殿堂级的学者。对于女人来说，面临偷的指责也非常致命，往往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才能苟活于世。对于这样的桃色事件，大多数旁观者都是非常过瘾。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不得已，不管是当事人面临了不测的命运，还是面对了非凡的遭遇；不管是当事人确有内心的挣扎，还是当事人只是一时的冲动，都没有人愿意去关心他们的解释，聆听他们的感受。

沉重的教训

为了满足一个欲望犯了一个小错误，而后需要用太多的谎言和行为去掩盖和掩饰前面的小错误。这样的掩盖和掩饰失去控制，就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的王林清法官的案子还没有尘埃落定，其关键故事就很有探讨的价值。王林清的能力应该没有人可以否定。然后呢，他希望多赚一点钱，就与人合伙做培训，分了一点钱被单位发现了。于是，单位在相关荣誉的分配上就对他有点意见。他对此有了情绪，就需要表达啊，于是他在参与“凯奇莱案”的审判过程中就有了各种协作上的问题。团队就说，那你就把卷宗交出来吧，你不要参与了。他又有情绪了，我做好的饭，怎么能够让人家端走了饭盆呢，便将“凯奇莱案”卷宗材料带回家中隐匿。然后就是“凯奇莱案”卷宗丢失、自己可能遭受打击报复，并将相关材料交给崔永元通过互联网发布。 

毫无疑问，没有人一开始就想闹一出大事，也没有人能够在慢慢失控的事件中冷静下来。用现在很多历史学研究者的话说，就是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参与者都是自己的“不得已”，都有陷入一种身不由己的窘境。

写在后面的话：偷情是一件小事，荣誉也是一件小事，掩盖偷情的行为可能酿成大事，表达情绪的行为也可能酿成大事。在大事没有变成汹涌澎湃的巨浪的时候，没有人会担心这些小事、情绪会吞没我们。 一个人内心的认知结构和外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成就。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错了一步，后面还会步步错。这就是因为内心深处的认知结构在发挥作用。毕竟，没有人愿意一直错下去。可能是因为路径依赖，也有可能是思维定式。优化认知结构需要我们的思维有闭环，思考有逻辑，还能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心态，并愿意随时打碎自己固有的思维闭环，填补和延伸自己的认知结构。